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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 天人互動——明代天文星變與政治變動 [打印本頁]

作者: 妖貝聊科技 時間: 2022-12-17 16:00
標題: 天人互動——明代天文星變與政治變動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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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先民相信“天事恒象，百代不易”，“變不虛生，由人所召”，“天垂象，現(xiàn)吉兇”，認為天道與人事、星變與政治有著神秘而微妙的關聯(lián)，凡君臣事天不誠、賞刑不當、忠良未用、奸邪盈朝、聽信讒佞、征斂掊尅、靡費天下、刑獄冤濫等，都會上干天和，招致星變?！妒酚洝ぬ旃贂份d：“日變修德，月變省刑，星變結和。凡天變，過度乃占……太上修德，其次修政，其次修救，其次修禳，正天下無之?！睗h代董仲舒將其總結為“天人感應”，認為“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而后，這種“天人感應”“災異天譴”學說長期被奉為神圣不變的國家意志，成為制約皇權與重塑秩序的政治規(guī)范，并與歷代王朝的政治命運緊密相連，“中國天文學有一個基本特點，這就是它具有官方性質，并且同朝廷和官府有密切的關系?！本壌耍瑢μ煳男亲兊恼涡越忉屪匀怀蔀榻y(tǒng)治者意志的集中體現(xiàn)，天文歷學也因而一直被官方所獨攬，而私家不得私藏修習，如唐宋規(guī)定：玄象器物、天文圖書、讖書、兵書、七曜歷、太一、雷公式等，“私家不得有，違者徒二年，私習天文者亦同”；元代規(guī)定：陰陽家、天文、圖讖應禁之書，“敢私藏者罪之”。承此，明代亦有“收藏禁書及私習天文”之禁，但隨著社會的發(fā)展進步，天文之禁逐漸放松，時人對天文星變的認知水平、解釋能力也日益改變，并深刻影響著不同時期的政治秩序。于此，學界既有研究主要集中在明代日食、月食及天象記錄等問題，其中劉次沅等《明代日食記錄研究》《<明實錄>天象記錄的統(tǒng)計分析》在統(tǒng)計明代天象記錄的基礎上，分析了不同天象的特性和影響。余焜《明代官方日月食救護考論》探討了經由日、月食救護透露的明代政治生態(tài)。陳侃理《儒學、數(shù)術與政治：災異的政治文化史》梳理了明代日食救護禮儀的演變歷程，認為明代對日食已不再敬畏，救日禮儀已名存實亡。基于此，本文擬圍繞明代天文星變的歷史趨向，探討天文星變與明代政局的復雜互動關系，以期換一視角觀照時人認識天文、應對星變的取向。
一、天文星變與明前期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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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諸帝勤于星占，太祖曾言：“朕自即位以來，常以勤勵自勉。未旦即臨朝，晡時而后還宮。夜臥不能安席，披衣而起，或仰觀天象，見一星失次，即為憂惕，或量度民事，有當速行者，即次第筆記，待旦發(fā)遣?！薄肚奥動洝份d：太祖“每夕膳后，自于禁中露坐，玩察天象，有達旦不安寐者。蓋上兼善推測，于天心無不洞然也”。受其影響，成祖、仁宗皆善觀天象，并將其付諸于政治實踐中，“太祖精于天文，每以指訓子孫，以故成祖、仁宗皆知天象。凡遣將行師，諸王出塞，遇有祲祥，手敕緘諭。”仁宗自幼“曉識天象”，年長后更是勤于探究，“或欽天監(jiān)所陳有諱避者，輒見窮誥。既即位，作臺禁中，時自觀察，而預言休咎之應多奇中?！?br /> 星變是天垂象示警的重要標志之一，“孔子修《春秋》，凡星變必書；朱子修《綱目》，凡星變必書，所以垂萬世帝王之明戒也?！比欢颉疤斓烂貖W，推測多途，執(zhí)見不同”，對同一星變，各人的解釋往往不同，因而以皇帝為代表的政治集團“不欲令外人干預此事”。歷史地看，當“天人感應”觀在傳統(tǒng)政治運行中發(fā)生作用時，對天人感應、災異天譴的話語權的掌握，一定程度上與個人的政治命運和國家的政治穩(wěn)定緊密關聯(lián)。循此，明初統(tǒng)治者尤為敬天，認為“天子之禮，莫大于事天”?；实圩鳛樘熳?，天的意志尤當儆懼，“人君奉天命為天子，當常存畏敬之心。”為“體天道，順人心”，太祖告誡官員：“凡朕事天未至，卿即以言使朕知警，治亂系焉?！彼谂c侍臣談論天人關系時亦言：“吾自起兵以來，凡有所為，意向始萌，天必垂象示之，其兆先見。故常加儆省，不敢逸豫?！睘槔喂陶瓶靥煳男亲兊慕忉寵啵鞒鯂澜倜袼叫尢煳?。一方面，不許“民間妄以管窺而測妖祥，偽造歷書而紊氣朔”，1對私藏玄象器物、天文圖讖和私習天文者“杖一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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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祖起兵之初，有曾氏女子，自言通曉天文，“誑說災異惑眾，太祖以為亂民，命戮于市。”洪武八年（1375年）十二月，陜州民“妄言得天書惑眾者，命斬之”。洪武十七年（1384年）七月，盱眙縣民“有偽造天書獻者，命誅之”。同時，明初對讖緯之書“皆有厲禁”，強調“陰陽讖卜諸書，勿列學宮”；又公卿大臣權位隆盛時，常與“技藝星相等談”，也“皆所當忌”。處此情勢，明初官民不敢修習天文，不敢輕言星變。洪武八年（1375年）四月，劉基病逝前，以《天文書》授子璉，并告誡他“亟上之，毋令后人習也”。洪熙元年（1425年），仁宗問侍臣楊士奇等“見夜來星象否”？士奇等對不知，仁宗曰：“通天、地、人之謂儒，卿等何以不知天象？”士奇曰：“國朝私習天文律有禁，故臣等不敢習?！泵鞒跆煳闹?，導致學習天文知識者頗少，“國初，學天文有厲禁，習歷者遣戍，造歷者殊死?！敝梁胫?，始“弛其禁”，且“命征山林隱逸能通歷學者以備其選，而卒無應者”。另一方面，欽天監(jiān)是明代天文歷法機構，“掌察天文，定歷數(shù)、占候、推步之事。凡日月、星辰、風云、氣色，率其屬而測候焉?！睘榉乐顾斯芨Q天意，傳布天文，欽天監(jiān)官員須“密疏以聞”，且令“永遠不許遷動，子孫只習學天文歷算，不許習他業(yè)；凡不習學者，發(fā)海南充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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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國的天文學“披著一件魔術和占星的外衣，籠罩著極其神秘的色彩”，日月星辰的變動，常被認為是對現(xiàn)實政治情勢的反映，也是對未來趨勢的預兆。王朝初創(chuàng)時，統(tǒng)治者往往借天文星變樹立皇權正統(tǒng)，受命于天的形象。在經史古籍中，常見天文征兆與決定新王朝建立的重大政治和軍事事件同時發(fā)生。朱元璋在建立政權的過程中，通過利用天文星變作為重要軍事行動的借口，制造輿論，以樹立朱明天下的正統(tǒng)地位。明初諸帝在面對藩王構釁于內和北元強兵壓境于外的困厄之境，利用天文星變勸諭藩王、誡諭邊將，以鞏固新興王朝的統(tǒng)治穩(wěn)定。尤堪一提的是，天文星變于明初政治人物命運和日常政治活動亦有重要影響。洪武七年（1374年）二月，太祖想在南京獅子山修建閱江樓，因出現(xiàn)日食而罷，并撰文曰：“上天垂象，責朕不急，朕心惶懼，即日念罷。”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五月，御史交章彈劾李善長不法事，太祖謂其“知謀逆不發(fā)，狐疑觀望懷兩端，大逆不道”，但念其為“元勛國戚”，不忍誅戮。7然恰逢其時“星變”發(fā)生，“其占當移大臣”，太祖遂決心除去善長，“并其妻女弟姪家口七十余人誅之。”
二、天文星變與明中期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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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中期諸帝天文知識相對匱乏，其原因蓋有：一是明中期皇帝多怠于學習，加之經筵日講流于形式，且“一遇寒暑，即令停止，動經數(shù)月”，“雖有經筵之設，不過稽顙，一講輒退，講者不能盡其余辭，聽者不能悉其蘊奧”，這使皇帝很難系統(tǒng)學習天文知識。二是經筵講師畏于“干私習天文之禁”，不敢修習天文之學，以致知悉天文者寥寥，即使掌察天文的欽天監(jiān)官員，也因世學歲久，疏于研習，于天文之學亦不精通，時人曾言“歷學之固陋，無如欽天監(jiān)”。正德十二年（1517年），武宗閱覽《文獻通考》，見天文星名有“注張”者，詢問欽天監(jiān)，不知何星，再問翰林院，也“相視愕然”。三是禁中專司星象的內靈臺淪為“糟粕”，明代“外設觀象臺，令天文生占候。內設靈臺，令內臣占候用，較察異同勤惰”，至孝宗時“外臺生每預報，內臺官雷同附和”；“禁中大珰輩又自有內靈臺，專司星象，其職任，其學業(yè)，大抵與外庭仿佛，皆土圭中糟粕耳?！敝衅谥T帝的天文知識雖較為淺薄，但對天文星變仍心存敬畏，“自正統(tǒng)年間以后，每遇災異，朝廷必降敕切責修省，咸知警畏?！蓖瑫r，迫于天文人才的匱乏，這一時期逐漸放松了天文之禁，孝宗時“弛其禁，且命征山林隱逸能通歷學者以備其選”，開始吸納民間精通天文者以補官方之不足。
明中期，“天人感應”“災異天譴”學說繼續(xù)流行，時人認為“人君為治，不難于得民，而難于得天”，君主“得天”必須“奉天順道”，遵守天的戒律。這種觀點進一步突出了天的至上權威及其對君主行為的規(guī)范，即“自古圣帝明王，皆畏天變”。秉此觀念，面對日益混亂的政治格局，君臣上下凡逢天文星變，便會考慮改革弊政，汰去奸臣，罷黜幸臣，以期消弭星變，“回應天心”，天文星變的政治影響更趨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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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因星變懲處權臣。日食在中國古代被視為重大兇兆，“日為太陽之精，主生養(yǎng)恩德，人君之象也……日蝕，陰侵陽，臣掩君之象，有亡國”；日食是“臣下蔽上之象”，因此“人君當慎防權臣內戚在左右擅威者”。英宗復辟，石亨因奪門之功封忠國公，其“弟侄家人冒功錦衣衛(wèi)者五十余人，部曲親故竄名奪門籍得官者四千余人”，并公開賣官鬻爵，“以貨之多寡為授職美惡”。同時，為獨攬大權，石亨盡罷巡撫提督軍務，以致“軍官縱肆貪暴，士卒罷弊”，“邊徼騷然，軍無紀律。”天順三年（1459年），“彗出星變，日暈數(shù)重，累月不息”，時人認為這是“群陰圍蔽太陽之象”，是由石亨“貪恣日甚，賄賂公行，強預朝政”所致。是年冬，石亨“以謀不軌，下獄死”。
二是因星變抨擊時政。明中期，官員常借星變抨擊時政。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正月，憲宗因星變下詔求言，吏科都給事中李俊等上書，謂今之弊政最大且急者為，“近幸干紀也，大臣不職也，爵賞太濫也，工役過煩也，進獻無厭也，流亡未復也”，并認為“天變之來率由于此”。嘉靖十一年（1532年）十月，御史郭弘化借星變批評世宗大興土木，導致山西真定等府采雜木者“勞頓萬狀”；應天、蘇、松、常、鎮(zhèn)五府以制造大磚使“民間耗費不貲，而窯戶之逃竄過半矣”；廣東以珠池之役，“激窮民為盜，攻劫屠戮，逼近會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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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感應”說是中國傳統(tǒng)政治思想的一大特色。傳統(tǒng)史家在歷史書寫時常將天象與人事相對應，將天象從一種自然現(xiàn)象推延及道德領域和政治領域，再加以官方宣傳，一定程度使星占事應標準化、權威化，這為君權的合法化、規(guī)范化以及不同政治群體日常活動的秩序化提供了一套共用政治話語和全面的君權宇宙觀哲學，“并從統(tǒng)治者的身體、禮儀政治行為，以及他的社會和宇宙功能來對統(tǒng)治者進行定義?！泵髦衅谔煳男亲円蚱浔澈蟮男叛霰尘昂驼蝹鹘y(tǒng)成為制衡皇權、規(guī)約百官、整飭綱紀的一種力量。當然，在明中期，官員有時因星變上言會激怒皇帝，從而遭受打擊。成化七年（1471年）十二月，諭德王一夔上言：“彗星之變，災異非小。謹上五事：一曰正宮闈以端治本，二曰親大臣以咨治道，三曰開言路以疏壅蔽，四曰慎刑獄以廣好生，五曰謹妄費以裕財用?！币颉把杂葎挀础?，惹怒憲宗，被下旨切責。弘治元年（1488年）七月，御史曹璘因“星隕地震及金、木二星晝見”，上言“請御經筵，罷斥劉吉等”，又“請罷內史書堂以消天變”，孝宗不懌，“降旨譙讓”。處此境地，一些官員“遇有災異，多隱蔽不言，天文吉事，卻詳書以進”。
三、天文星變與明后期政局
明代不同時期天文記錄的差異在于記錄數(shù)量的多少，特別是星流、星隕的記錄數(shù)量在嘉靖前后差異巨大。大體上，嘉靖以降自然星變的次數(shù)在急劇減少。二是欽天監(jiān)人為漏記天象。明代后期欽天監(jiān)官員日益懈怠，敷衍應付，觀測與記載天象時，出現(xiàn)了記載不實和隱匿不奏的現(xiàn)象。天啟元年（1621年）四月，“日中有黑氣摩蕩，傍晚赤星見于東方，連日久矣。欽天監(jiān)不以聞，御史徐揚先陳時事及之?！迸c此同時，因此期天文之禁更趨開放，王公百官談論天文歷法蔚為風尚，并公然著書立說，如河南僉事邢云路作《古今律歷考》《戊申立春考證》；鄭世子朱載堉進獻《圣壽萬年歷》《律歷通融》，當時“其非歷官而知歷者”，除鄭世子外，時人唐順之、周述學、陳壤、袁黃、雷宗等“皆有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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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明后期，君臣對天文星變的敬畏之心日漸淡化，甚至起了“玩天”之心。當時，西方科學技術的傳入，使日食、月食的預報更加準確，徐光啟《月食先后不同緣由及測驗二法疏》采用西洋歷算，糾正前代日食記錄之誤，并將日食“食限或差半分上下，加時或差半刻上下”。日食發(fā)生的原理和規(guī)律一旦被揭示出來，必將動搖日食災異觀的理論基礎。與此相聯(lián)系，明后期日食、月食救護也逐漸流于形式。洪武初，曾規(guī)定日、月食救護儀式：“定其日（日食）皇帝常服，不御正殿，中書省設香案，百官朝服行禮，鼓人伐鼓，復圓乃止。若月食，大都督府設香案，百官朝服，不伐鼓，雨雪風翳則免?！焙槲涠辏?393年）三月，更定日、月食救護儀式：“禮部設香案于露臺上，向日設金鼓于儀門內，設樂于露臺下，設拜位于露臺上下。至期，百官朝服入班……月食則百官便服于都督府，救護如儀。在外諸司，日食于布政使司府州縣，月食于都指揮衛(wèi)所禮亦如儀。”至明后期，日食、月食已不再神秘，這使君臣畏天之心逐漸改變，“使日食不預占，令人主卒然遇之，猶有戒懼之心。今則時刻秒分已預定之矣，不獨人主玩之，即天下亦共玩之矣。予觀官府之救護者，既蝕而后往，一拜而退，杯酌相命；俟其復也，復一拜而訖事。夫百官若此，何以責人主之畏天哉？
不僅如此，由于天文科學的發(fā)展和歷史經驗的積累，加之心學對思想界的“解放”作用，時人開始質疑星占事應。宋應星《談天》以日食為例，論證了星占事應的荒謬：“儒者言事應，以日食為天變之大者，臣子儆君，無已之愛也。試以事應言之：主弱臣強，日宜食矣。乃漢景帝乙酉至庚子，君德清明，臣庶用命，十六年中，日為之九食。王莽居攝乙丑至新鳳乙酉，強臣竊國，莫甚此時，而二十一年之中，日僅兩食。事應果何如也？女主乘權，嗣君幽閉，日宜食矣。乃貞觀丁亥至庚寅，乾綱獨斷，坤德順從，四載之中，日為之五食。永徽庚戊迄乾封己巳，牝雞之晨，無以加矣，而二十年中，日亦兩食。事應又何如也？”緣此，人們對星變也心生質疑：“夫言災異者莫大于日食，知日食非災，則知孛、彗除舊更新、長星主兵革之類皆虛言也?！?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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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制中國，國家治亂取決于人君德行，所謂“有亂君，無亂國”，又因在制度上缺少對皇帝的有效限制，所謂“有治人，無治法”。故災異天譴論在一定程度上成為約束帝王行為的方式之一。明后期隨著科技的進步和思想的解放，天文星變越來越不受皇帝和官員的重視，“天所以有災變，何？所以譴告人君覺悟其行，欲令悔過修德深思慮也”，皇帝不以星變?yōu)闉?，便不再“悔過修德深思慮”，混亂的政治秩序便不能及時更正；官員也不再敬畏星變，將其作為打擊政治對手和申訴己意的政治工具，導致混亂的政局更加無序。
四、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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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中國，“天人感應”深入人心，“天文者，序二十八宿，步五星日月，以紀吉兇之象，圣王所以參政也”，“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政治得失與天文星變的對應關系，經儒家經典的倡言，歷代司天官員、官史作者和論天學者張揚完備，成為維護國家穩(wěn)定的一個重要工具。
宋代理學家通過對“天理”的探討，從學理上反對“天人感應”，明代天文學者從技術上證明了天文星變的規(guī)律，論證了天人感應的虛妄。但在君主專制時代，君權缺少權威性的約束，為限制君權的濫用，“天”又成為必不可少的存在，“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為者”，“天人感應”說在一定程度上能起到規(guī)范君權的作用，這也是中國古代長期存在災異政治文化的原因?？追f達《春秋左傳注疏》言：“神道可以助教，不可專以為教。神之則惑眾，去之則害宜。故其言若有若無，其事若信若不信，期于大通而已。世之學者，宜知其趣焉?！闭J為“神道”在國家生活中有助于教化，不可以專任，亦不可舍棄。清代學者陸心源對“神道設教”的原因也有獨到見解：“夫災異占候之說，原不足憑。然《易》言天垂象見吉兇，《周禮·保章氏》以日月星辰五云十二風辨吉兇祲祥豐荒，其所由來者久矣。淳風雖以方伎名，《修德》篇屢引經傳，以改過遷善為戒，《司天》篇深著隋氏之失，淳淳于納諫、遠佞，不失為儒者之言，非后世術士所能及也?！闭J為神道設教的目的在于其勸誡統(tǒng)治者“改過遷善”“納諫遠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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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前期，由于天文星變在兵陰陽和神話皇權中的特殊地位，“兵陰陽家在作為統(tǒng)治工具和特殊武器的同時，又成為一種被歷代政府著力防范的危險因素。”緣此，明前期皇帝嚴格掌控天文星變的話語權，使其在國家統(tǒng)一的軍事活動和維護君主統(tǒng)治中發(fā)揮著重要作用。明中期，人們對天文星變仍持敬畏之心，但皇帝對天文學多不精通，欽天監(jiān)、內靈臺等對皇帝亦不能提供有效建議。為適應政府對天文學的需求，官員獲得一定的天文解釋權，并加以利用，使其成為約束君主權力，整肅政治秩序的工具。明后期，由于天文科學的發(fā)展和歷史經驗的積累，加上心學對人們思想的沖擊和解放，皇帝和官員對天文星變已無敬畏之心，開始濫用其解釋權以維護自己的政治利益，從而加劇了政局混亂，加速了明朝覆亡。明后期“玩天”的后果是使官員喪失了利用天文星變勸誡和教化人君的功能，即喪失了以道統(tǒng)約束治統(tǒng)、以文化權威批判政治權威的立足點。顧炎武在總結明后期官員對日食的態(tài)度時提到：“然則謂日食為一定之數(shù)，無關于人事者，豈非溺于疇人之術，而不覺其自蹈于邪臣之說乎？”官員“自蹈于邪臣之說”，又“何以責人主之畏天哉”，由此，天文星變也失去了制約人君的可能。至清初，懲明之失，重新確立“神道設教”，使人君成為其主體，反過來利用天文星變督責臣工，從而使皇權成為道統(tǒng)和治統(tǒng)的最高權威，君主專制又更進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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